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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发达经济体旧患未除新忧又至0

发布时间:2020-10-17 02:09:41 阅读: 来源:水泥发泡板厂家

发达经济体:旧患未除新忧又至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以极端的形式反映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和财政等重要领域长期严重存在全面扭曲。因此,危机的恢复须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基本前提。但是,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不可能一蹴而就,其过程更是漫长且痛苦,而且,去除危机根源的过程正是经济紧缩的过程。可以说,导致危机的“旧患未除”。  更有甚者,4年来,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规手段。这些手段的负面影响开始显露。可以认为,救助危机的各项措施致使“新忧又至”,加重了恢复的负担。  经济发展方式扭曲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消费拉动为基本特征。消费超出收入水平,形成过度消费。过度消费自然产生低储蓄和过度借贷。发达经济体因过度消费而产生的负债经济的弊端早已彰显,但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它得以持续并有所发展。这主要归因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货币制度。  依托这一制度,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负担得以向广大新兴经济体转移,并对后者造成不利冲击。于是形成了发达经济体高逆差和高债务积累,新兴经济体高顺差和高储备积累的不合理局面。汇率的波动、巨额资本跨境流动、储备资产快速积累并对国内货币供应形成压力,是这种冲击在新兴经济体中的主要表现。  经济结构失衡  工资刚性、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严重脱节,是发达经济体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产生了一波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浪潮。这一浪潮导致全球分工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生产链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重组。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核心”,发达经济体主要集中于发展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同时致力于“制造”并向其他国家输出各类“规则”、“标准”和“秩序”。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外围”,广大新兴经济体则主要依赖低廉的劳动成本,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从事传统的制造业,并被动地接受各种冠以“国际惯例”、“最佳实践”等基于发达经济体之实践和价值标准之上的规则、标准和秩序。如今,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产出中的增量贡献持续超过发达经济体,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发展模式正在逐渐弱化。面对这一事实,发达国家不得不提出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与产业结构失衡相表里的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失衡。工资刚性、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严重脱节,是发达经济体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使得重振就业市场具有相当的难度。毋庸置疑,要调整产业结构,同时调整劳动力市场结构,绝非短时期所能完成。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就难以进入新的稳定发展轨道。  金融改革迫在眉睫  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全面恢复,显然以“去杠杆化”为必要条件。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发端于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中的问题纷繁复杂,千头万绪,概括起来就是“高杠杆化”。病因在此,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全面恢复,显然以“去杠杆化”为必要条件。但去杠杆化是非常痛苦的长期过程。因为国家作为总体,要“去杠杆化”,唯有提高国民储蓄率一途。而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的储蓄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要扭转这种趋势绝非易事。而提高储蓄率同样会对经济恢复产生紧缩作用。此外,去杠杆化将引致资产负债表调整。此次危机再次彰显:去杠杆化的本质是一个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基于此,各经济主体获得新增资金后,首先不思恢复经济活动,而是用于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在相当长时期中,经济主体获得新增资金,将首先用于归还债务、充实资本。微观主体的集体行为将在全社会造成流动性短缺。基于上述过程,货币当局向经济注入流动性,反而会在相当长时期中产生信贷市场萎缩的效果。近年的例证:在美国,虽然联储和财政部已经联手大放美元并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但其国内信贷市场依然不振,流动性依然奇缺。  财政赤字困扰  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平衡预算,必须减少支出和(或)增加税收。缩减政府投资,增加税收。其宏观效果就是削减需求,增加失业。这带来无尽的社会动荡,抗议、罢工和社会对抗。  高赤字率和高债务率,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问题。这构成此次危机的主因,也成为阻碍发达经济体经济恢复的主要障碍。正是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达经济体目前普遍提出了平衡预算的长期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平衡预算,必须减少支出和(或)增加税收。这意味着要裁减公职人员,减少福利支出,缩减政府投资,缩小政府规模;同时,需要增加税收,从而增加居民与企业的负担。其宏观效果就是削减需求,增加失业。这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平衡预算还会带来无尽的社会动荡,抗议、罢工和社会对抗将接踵而来。  在社会动荡的环境下,经济势难较快恢复,更难稳定发展。  此外,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货币制度也须调整。发达经济体作为债务人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债权人局面的恶化,进一步造成了巨额资本跨境流动和汇率的波动不均。在由此造成的国际争端中,广大新兴经济体处于被质疑、被教训和被要求调整改革的地位上。更有甚者,高顺差和储备资产快速积累,在新兴经济体内还引致国内货币供应持续扩张并形成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如今全球经济呈现出发达经济体普遍通货紧缩而新兴经济体普遍通货膨胀的不对称恢复格局,正是上述全球分工格局合乎逻辑的恶果。发生如此不合理的状况,在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货币制度。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储备货币主要供应国,承担着调整本国经济政策,以解决各国国际收支“根本性不平衡”、恢复全球经济平衡的责任;如今,美元依然享受着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特权,但是,美国却完全没有了要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全球经济发展承担责任的压力,更遑论要为恢复全球经济再平衡付出国内经济调整的成本。这种权利和责任的完全脱离,使得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无约束地仅仅考虑其国内目标,并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祸水他引”的恶果。  这种货币体系若不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之外的世界各国,均将继续生活在美元霸权的阴影之下。但是,这种改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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